的问题就是联邦自治和中央集权之争，就像他之前在北京看着各省军政府造南京临时政府的反，觉得这些民党可真是个笑话。现在他觉得这个笑话真的不好笑，因为各省军政府在他上台之后也同样反对他搞中央集权。

    袁世凯这才回味了过来，原来这些民党是谁在中央就反对谁，他们是真心想关起门来自己当土皇帝了，这让他怎么能够忍受？为了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，他只好选择了和同盟会分享权力，试图以拉拢孙、黄等同盟会领袖，让各省军政府失去反对北京的借口。

    第二个问题就是裁军，眼下全国在编军队95万余人，全年军费高达1亿元之多，还未包括海军费，约占了前清时全年财政总支出之三分之一，满清军费之一倍。这样的军队北京自然是养不起的，而且袁世凯也不愿意养，因为大部队军队都是各省都督之私军并不听命于他。

    一旦地方和中央发生冲突，这些军队岂不成了中央的心腹之患？更何况各省军政府仗着自己手中有兵，就敢自己任免本省官员、私设关卡征收捐税和截留本该送往北京的税收，搞得北京政府只能管理一下北洋控制的区域，这不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吗？因此这兵是一定要裁撤的，只是裁兵60镇，遣散费也需2077万两，问题于是又牵涉到了第三个大问题-财政。

    老实说，袁世凯也好，前清的各位宗室大臣也好，大家个人口袋里是不缺钱的。但是，不管是前清的国库还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国库，却都干干净净，清清白白的。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接任时,曾经对记者公开过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：“南京库储仅余三万,北京倍之,不及六万。”

    前清宣统三年所作四年预算,中央岁入为一亿八千九百七十三万余元,而其中中央解款则达一亿七千四百九十万余元,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二强。只是,自武昌起义以后,各省不仅截留了原应解归中央的税款,连在前清时期不敢耽误的“赔款”(庚子赔款)、“洋款”(外债)也截留不解,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收入。

    于是熊希龄接任财政总长能干的便只有两件事，一是向各省呼吁解款；一是办理对外借款。只是向中央解款者寥寥无几，几乎只有北洋控制的几个省响应了。最为富饶的奉天及东南几省只是回了一封电报，表示自己这边也很艰难，还要请求中央拨款相助。

    而向外国银行团办理借款一事，因为北京政府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定，且各省独立后的还款能力也不足，因此外国银行团提出的贷款条件，比对前清时还要苛刻。熊希龄4月上任，5月不到就干不下去，向袁世凯提出过辞职了。

    至于第四个令袁世凯感到头疼的问题，就是外交问题。虽然他在前清时以会办理外交而出名，而北京公使团因为这一点才极力的支持他，认为能够替他们维护在华利益的就只有他袁世凯了。

    不过袁世凯完全没有想到，不过是换了个国号而已，这些洋人的胃口突然就变大了。俄国人要他承认外蒙古的自治问题，幸好有革命委员会挡在前面，倒是给他分担了不少压力。但是英国人却又趁机提起了西藏自治的问题。

    3月23日，拉萨公议局攻打色拉寺，引发了内地驻藏陆军和藏军之间的冲突。英人趁机以调停为名插手西藏事件，要求中国军队完全退出西藏。此时西藏和内地交通不便，北京前往拉萨需要转道印度最为快捷。因此英国人插手西藏的目的，显然是想要将西藏完全独立出中国。

    袁世凯也知道兹事体大，英国和俄国的同时发难，显然是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，一取外蒙地方，一取西藏地方。只是四川可没有一个革命委员会给他顶住英国人的压力，而在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借款问题上，袁世凯也需要英国的支持。于是他只能选择有限度的让步，并试图将西藏问题拖延解决。

    而至于南京临时政府这边，孙中山辞去总统职位之后就前往上海、广东宣传共和体制去了。而在临时参议会决定迁往北京，袁世凯又将南京政府改组为南京留守处后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员就各自星散而去，只留下了黄兴和20几万退回南京的部队。对于黄兴来说，怎么供应这只大军就成为了最头痛的问题。